如果这所大学已经完成它的工作（我是这样认为的）——你们现在都成为了科学家。抱歉，英文系和历史系的毕业生们，你们也一样。科学并不是一个专业或者一项职业，而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一种对于通过实验和对事实的观察构建知识和解释宇宙的信仰。

问题在于，科学并不是惯常的思考方式，它是不自然且反直觉的。它是需要习得的。科学的解释通常是与神学智慧或经验常识相反。常识会告诉我们太阳在天上移动，冬天户外挨冻会导致感冒。但科学的思维认为这些直觉只是假说而已，它们需要被验证。

当我从我的家乡俄亥俄来到大学时，我发现最令我不安的事情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看法有多么错误——无论是自然的世界还是人为的世界。从我的大学教授和同学们那里，我更新了自己的很多观念。我带着这些观念回到故乡，然后告诉我的父母所有他们搞错的事情（他们也乐此不疲）。但即使在那时，我也只是用一套我接收到的观念替代了原有的一套。我花了很久才意识到科学家拥有的那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1938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德文·哈勃（Edwin Hubble）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演讲中说道，一个科学家应具有“健康的怀疑、谨慎的判断以及合理的想象”——不仅是对其他人的思想，也包括他或她本人的思想。科学家有实验的思想，而不是争论式的。

作为一名学生，这对我来说远不止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很奇怪的生活方式。你应当具有怀疑和想象的能力，但却在一定限度之内。你不会轻易做出判断，但会锻炼做出判断的能力。

最终，你希望通过开放的思想来观察这个世界，通过收集事实来检测你的预测和期望。然后你再做出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你自己的想法。但你也可以接受没有什么是已经被彻底解决的事实，所有的知识都只是可能的知识。与现有知识相反的证据随时可能出现。哈勃对此有最好的表述：“科学家通过连续逼近真理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

科学的导向已经被证明非常强大。在上个世纪，它让我们的寿命几乎延长了一倍，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让我们对宇宙的性质有了更深的理解。但科学的知识并不是非得要被信任，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不完整的。

但即使在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已经足够的那些事情上，人们还是经常抵制它——有时是完全否认它

例如，尽管有大量相反的证据，许多人还是相信儿童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并不会），人们拥有枪支会更安全（并不会），转基因作物是有害的（公平地说，它们迄今是有益的），气候改变并没有发生（已经发生了）。

例如，对疫苗的恐惧依然持续，尽管几十年的研究并未发现那些所谓的危害。大概25年前，一份统计分析提示自闭症和硫柳汞可能有相关性，而硫柳汞被很多疫苗用作防腐剂。这项分析后来被证明是有缺陷的，但恐惧却从此种下了。

科学家后来开展了数百项研究，发现二者并无联系。但对疫苗的恐惧依然在持续。一些国家在疫苗中去除了这种防腐剂，孤独症的发病率也未有丝毫下降—— 对疫苗的恐惧反而上升了。

一项英国的研究声称在8名儿童中发现了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接种时间和孤独症的发病时间之间的联系。这篇研究后来因为发现造假而被撤稿——调查发现第一作者伪造和篡改了儿童数据。重复这项实验的研究都得不到相同的结论。但是，疫苗的接种率暴跌，这导致去年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爆发了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成千上万的孩子患病甚至死亡。

当科学发现违背人们的直觉时，人们就会倾向于抵制科学。他们选择对麻疹和腮腺炎视而不见，只关心儿童自闭症。他们相信某一位母亲所说的：我的孩子一直非常好，直到打了一针疫苗，然后就得了自闭症。

现在，你们告诉他们相关并不等于因果。你可以说儿童在出生的头两年每隔两到三月就会接种一次疫苗，所以这期间孩子所有的疾病都是在接种疫苗后发生的。你可以说科学已经显示了它们没有关联。但是，一旦一个观念植根于人们头脑中并且传播开来，把它从人们头脑中移除就极其困难—— 特别是当它们不信任科学权威时。我们正经历着公众对科学权威的信任度的下降。

社会学家戈登·戈沙（Gordon Gauchat）研究了1974年至2010年美国的调查问卷数据，发现了一些深层次的令人警醒的趋势。虽然受教育程度在增加，民众对于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却在下降。对于保守派这更是如此，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保守派。在1974年，具有大学教育水平的保守派对科学以及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度最高。而如今，他们的信任度是最低的。

今天，我们有很多群体就像戈沙描述的那样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圈子：“建立他们自己的知识基础，通常与科学界的文化格格不入”。这其中有些是宗教组织（比如说，挑战进化论）；一些是企业团体（怀疑气候变化）；还有一些则更为左倾（有些人甚至拒绝医疗体制）。虽然这些群体有很多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有拒绝对问题开放思考的执着信仰。

为了扞卫这些信仰，他们很少反驳科学的权威性，而是反驳科学共同体的权威性。人们不再用神性来反驳科学，而是声称他们才是真正的科学权威。这使事情变得极其具有迷惑性。你需要有能力分辨科学与伪科学的那些说法。

科学的扞卫者找出了伪科学家们的五个关键的特征。

第一，他们声称科学的共识来源于合谋压制反对的意见；

第二，他们做虚假的实验，使其与已有的知识矛盾，而这些人并没有良好的科研记录；

第三，他们故意挑出那些与主流观点相反的数据和论文来抹黑整个领域的工作；

第四，他们利用错误的类比和其它逻辑漏洞；

最后，他们故意要求不可能做到的研究：当科学家的研究做到了一个水平，伪科学家们坚持要求再做到另一个水平。

这并不是说这些方法从来没有提供有效的论据。有些时候类比是有用的，或者确实需要更高水平的研究。但如果你发现这几条中的一些或者全部策略都被采用了，你就知道你已经不是在跟一个科学的说法打交道了。伪科学就是使用科学的形式而没有科学的内容。

那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何扞卫科学以及更有效地解释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科学家用实验的方法。2011年，两位澳大利亚研究者在收集了很多发现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揭秘手册》（The Debunking Handbook），结果是发人深省的。

结论是反驳错误的科学根本没有效果，事实上，它通常事与愿违。描述与不科学的信仰矛盾的事实结果反而会传播这种信仰，并且使其相信者更加坚定。这就是大脑的工作方式：错误的信息会固化在脑中，部分是由于它会整合到人认知世界的精神模型中。想要将这些错误的信息移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使精神模型中出现痛苦的裂缝，或者整个精神模型的崩塌。

那么，科学的信徒应该如何做呢？科学的未来是否是无休止的争论呢？其实并不必然如此。

从上述这些发现中浮现出的证据提示你可以在科学中建立信任。反驳错误的科学可能并不有效，但坚持好的科学里正确的事实却是有效的。而包括解释这些事实的叙述则会更好。你不必纠缠在疫苗传说是多么地错误，相反你可以指出，给孩子们接种疫苗已被证明比不接种要安全地多。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呢，因为有大量的证据，包括我们之前尝试过的其它实验。从1989年至1991年，美国城市贫困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下降后，儿童麻疹病例达到了55000人，其中123名儿童因此丧命。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曝光坏科学误导民众的伎俩。坏科学有一种套路，我们需要帮助民众认识这种套路，这将使他们自己具有更强的科学信仰力。认知世界的科学理解能力本质上是你如何判别哪些信息是可以相信的。这并不是要求你自己找到每个问题的证据，你也做不到。知识正变得更加庞大而复杂，任何个人、科学家或者其他人都只能掌握其冰山一角。

很少有科学家能够从头解释他们所研究的现象，他们需要借助从其他科学家那里借来的信息和技术。知识和科学定位的美妙之处在与它们存在于团体而非个人之中。当我们谈论“科学共同体”时，我们指向的是一些关键的问题：进步的科学是一项社会事业，其特点是认知劳动的复杂分工。

单个的科学家并不比江湖郎中强多少：他可能是出名的钻牛角尖，或是过分迷恋某种理论，或是反对新的证据，或者坚持他们自己的错误。就像马克思·普朗克说的那样，科学是在一次次的葬礼中前进。但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行为，科学界能够完美地自我修正。

但是科学界的组织形式也一样漂亮吗，当然不是。仔细地看，科学共同体有着混乱的同行评议过程，写得很糟糕的论文，略带轻蔑的读者来信（letters to the editor），论坛上互相鄙视的语言，以及学术界各种浮夸的言论——就像一辆驶向真理的摇摇欲坠的车。但科学的思想正如群蜂乱舞却能始终向前发展。

现在存在的每个领域知识都大大进步了——即使是人文领域，在这个领域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正在塑造我们对每件事物的理解——从自由意志到艺术与文学是如何发展的。

今天，你们成为了科学共同体中的一员，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团体。同时，你也继承了一份职责，来解释科学，帮助科学界在其信任的领地被挤压时收回失地。

在我的临床工作和公共健康工作中，我经常碰到一些对被媒体称为“主流”科学（好像其它东西也是科学一样）中最基本的知识还深怀疑虑的人，不管这些知识是生理学、营养学、疾病学、医学或者你自己叫的学科。怀有这些疑虑的通常是我的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而不是最低的病人。教育能够使人更多接触科学，但也有反作用，使得人们更加自我主义化和意识形态化。

如果你认为今天得到的学位证书给了你对掌握真理的任何特权，你就错了。你所得到的远比这个重要：能够理解真正对真理的追求是什么样子的。这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群人的努力——人越多越好——怀着好奇心、求知欲、开放性和纪律性去探究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做科学家做的事。

关键不止是你思考些什么，而是你是如何思考的。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可能比它们今天看起来要大，因为我们不仅是为了科学家何为在战斗，而且是为了公民何为在战斗。